去窗外捡手机不慎坠亡，手机主人要担责吗？

　　男子闯入女子住宅并持续纠缠，女子拿出手机要报警时，男子意欲抢夺，女子将手机扔出窗外，男子翻出窗外捡拾手机时不慎失足坠亡

　　家住长春市的王晴，大龄未婚，独自居住。2023年8月，她通过网络认识了自称未婚的男子朱某，与朱某相处小半年后，觉得可以和朱某继续交往下去，就将自家房门的钥匙给了朱某一把。2024年4月下旬，王晴意外得知朱某已婚且育有子女，断然提出分手并要求朱某归还自家的钥匙。朱某拒绝。

　　2024年5月14日傍晚，趁王晴外出购物时，朱某来到王晴家，打开门后拧开了一瓶红酒，开始自斟自饮。

　　王晴回家看到朱某，生气地夺下他的酒杯摔在地上，厉声要他交出钥匙即刻走人。朱某不停解释并请求原谅，纠缠了个把小时。王晴拿出手机打算报警，朱某意欲抢夺手机，王晴情急之下将手机扔到了敞开的窗户外面。

　　朱某冲到窗户边，看见手机落在窗外的排水缓台上，立即双手撑窗，翻到外面去捡手机。王晴大叫着“危险”，制止朱某，可朱某根本不听，手指抠着窗框，慢慢往手机处移动，但拿到手机返回时不慎坠楼。

　　王晴踉踉跄跄冲下楼，见朱某倒在绿化带上，身下血泊正慢慢扩散，立即朝四周求助：“救命，快来人帮帮我!”一楼邻居闻声赶来，王晴借用邻居的手机拨打了120和110。次日凌晨1时，朱某经抢救无效死亡。

　　属地派出所的接警记录显示：2024年5月15日0时43分17秒，朱某从王晴住所5楼窗台坠亡。经调查，二人系男女朋友关系，朱某喝酒后与王晴发生争吵，王晴将手机扔到窗外，朱某爬到窗台查看，经调取物业安装的监控、室内外现场勘验笔录及询问周边居民，可以确定朱某为失足坠楼身亡，排除刑事案件。

　　2025年1月，朱某的妻子万某提起民事诉讼，要求王晴支付死亡赔偿金、丧葬费、被扶养人生活费等的一半共计53.21万元。

　　万某诉称，王晴明知朱某有妻女仍与其保持不正当男女关系，并主动提供住所钥匙给朱某，其行为违背公序良俗。事发当晚，王晴明显构成了重大过失。她在朱某已经饮酒，情绪处于极度不稳定状态的情况下，仍将手机扔出窗外，无疑加剧了事态的严峻性，王晴对自己居所建筑构造充分了解，应当能够预见该行为可能诱使朱某冒险查看，进而陷入生命危险境地。她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和事发房屋管理人，不仅没有对朱某尽到基本的安全保障义务，反而进一步激化双方矛盾，在双方抢夺手机过程中，将手机扔出窗外，间接放任危险的发生，导致朱某在情绪激动且判断力受限的情况下，冒险翻出窗外捡拾手机，最终不幸坠楼身亡。对此事件，王晴、朱某负有均等过错，因此，王晴要赔偿她因朱某去世所受损失的一半。

　　王晴当庭提供微信聊天记录，辩称自己并不知道朱某已有家室;获悉真相后，她多次向朱某索要住宅钥匙，朱某拒不理会;她之所以把手机扔出窗外，是为了保护个人隐私;朱某翻窗捡拾手机时，她担心发生危险，多次劝其返回，已经尽到了充分的安全注意义务。因此，她对朱某坠楼身亡不应承担任何法律责任。

　　“谁死谁有理”“谁弱谁有理”已经成为过去，法律责任的认定终究要以过错为前提、以事实为依据

　　法院审理认为，朱某在已有妻女的情况下，持续纠缠王晴，并自行进入其家中饮酒。王晴回家后，双方发生争吵，朱某采用暴力手段抢夺王晴的手机。王晴为保护个人隐私，将手机扔到窗外，朱某并没有按照常理下楼查看，而是翻出窗外，其行为超出了常人所能预料的合理范围，将自身安全置于危险之中。王晴在朱某翻出窗外后，既没有置之不理，也没有言语刺激，而是劝其返回。事发现场视频显示，室外窗台狭窄，朱某在返回室内的过程中，失足坠楼导致悲剧发生。朱某坠楼后，王晴立即下楼查看，并及时拨打120和110，尽到了应尽的救助义务。据此，王晴在朱某坠楼身亡过程中不存在过错。

　　2025年5月5日，长春市南关区人民法院作出判决，驳回万某的全部诉讼请求。

　　万某不服判决，提出上诉，称一审法院将王晴拨打120和110的义务行为视为充分履行了救助义务，从而减轻或排除了其侵权责任，在法律逻辑与道德判断上均有偏颇。万某作为朱某的家属，面临家庭经济支柱崩塌的沉重打击，请求二审法院重新对王晴的责任进行合理且充分的认定。

　　王晴在二审法庭上辩称，她将手机扔出窗外时，完全没有预料到朱某会翻到窗外寻找手机，对事件的发生没有过失。

　　针对王晴对朱某的死亡是否存在过错，应否承担相应赔偿责任问题，二审法院审理后认为，王晴在知晓朱某已婚后不愿与其再保持恋爱关系，双方发生争执后，王晴不愿朱某查看其手机，将手机从5楼窗口扔出。从事发现场视频可见，窗户外窗台狭窄，正常理性的成年人不会翻出窗外踩在狭窄的窗台上寻找手机，亦不会将自己的生命安全置于如此危险的境地，故王晴主张对朱某的翻窗行为难以预见，符合常理。且在朱某翻出窗外后，王晴劝其返回，已经履行了及时规劝的义务。朱某在返回过程中踩空坠楼，王晴立即下楼向邻居借用手机拨打急救电话和报警电话，已经履行了合理的救助义务，故万某主张王晴对本案损害后果的发生存在过错，缺乏事实依据。

　　2025年6月6日，吉林省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终审维持原判。

　　针对此案，江苏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方晓霞点评说，在以往的部分案件处理中，一旦出现人员死亡的情形，即便相关方对死亡结果并无过错，出于人道主义考量，往往也会要求其承担一定责任，给予受害人亲属少量赔偿。但此案明确告诉我们，“谁死谁有理”“谁弱谁有理”已经成为过去，法律责任的认定终究要以过错为前提、以事实为依据，我们只有坚守法律底线，才能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。

　　(文中王晴为化名)